徐惠梅教授在临床时很注重临证用药，她常说：“用药如用兵，遣方用药的关键就是要掌握好方剂的运用。”方剂是治法的体现，是根据配伍原则，总结临床经验，以若干药物配合组成的药方。方剂一般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四部分组成。方剂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后，在临床运用过程中还必须根据病证的不同阶段，病情的轻重缓急，患者的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气候和地理环境作相应的加减化裁，方能达到切合病情、提高疗效的目的。方剂的加减变化包括药味加减、药量加减和剂型更换。药味加减变化是指方剂在君药、主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兼证或次要症状的增减变化而相应地加减臣药和佐药，若因药味加减而引起君药和主证改变时，则属另行组方。药量加减变化是指由相同药物组成的方剂，由于加减其中某些药物的剂量而使方剂的功效和治疗范围有所扩大或缩小，若因药量的增减而使方剂的君药和主证完全改变时，也属重新组方。但是，在根据治法组方时，也要依照方剂的组方原则，不能胡乱堆砌药物，导致有药无法，贻误患者病情。古今名医方剂中，在药物的用量方面都颇具特色，其间蕴义深刻，疗效卓著。分析其处方用药，各药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君药大可至数两，数倍于常规剂量，佐使药却可小至几分。通常是药味少而用量精当，力专效宏。一定之病有一定不移之剂量，量变则方变法亦变，治病亦变。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煎服药法乃为因人之强弱、因病之轻重而调节用药量的重要途径，故而有仲景与东垣等不厌其详的煎服药法。中医处方用药不应乱填剂量，使治病失去法度而疗效不佳。

（1）关于补肾法治疗心系疾病的用药特点

徐惠梅教授临床中对于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预防冠脉支架术后再狭窄属胸痹心痛者尤重补肾固本，张景岳长于补肾，《景岳全书》指出“命门为精血之海，为元气之根，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五脏之伤穷必及肾”。 在治疗上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提出“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治法，以达到“阳得阴助则生化无穷，阴得阳助而源泉不竭”的目的。胸痹心痛病临床中常见病人胸闷痛或刺痛、心悸、气短、头晕、耳鸣、肢麻、少寐多梦、健忘、 腰膝酸软、乏力、自汗畏寒、浮肿、动则气喘、舌质淡紫或紫红、少苔或无苔，脉沉细或细数等肾气不足的表现。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胸痹心痛的发病率也逐渐升高，与肾气渐衰密切相关。肾主封蛰，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复又还精于五脏，若肾气无余，不能还精于心，故而胸闷、心悸。鉴于此，徐惠梅教授常在益气化瘀的基础上加入补肾之品以治病求本。常用的补肾之药如菟丝子、巴戟天、 熟地、山萸肉、山药、淫羊藿等为首选之品。

（2）关于化痰法治疗心系疾病的用药特点

徐惠梅教授之痰浊理论思想源于《黄帝内经》“膏粱厚味，酿生痰浊”之理。

徐惠梅教授认为现代中国人多虚、多痰、多瘀，临床中痰湿体质之人随处可见，与现代人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密切相关，过食肥甘厚味，加之久坐少动，日久则脾胃不足，脾胃不能运化水谷为精微，反而酿湿生痰。痰随气机升降出入无处不到，且随人体禀赋及兼挟邪气之不同而见症多端。痰为诸病之源，怪病多由痰而生，故有：“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痰浊痹阻胸阳施展而胸闷如窒，痰热扰心则心慌、心烦失眠，痰浊上蒙，清窍不利而头目昏眩等等。治疗上徐惠梅教授给予化痰泻浊、或健脾益气、或祛风胜湿、或淡渗利湿、或软坚散结、或理气宽胸，常予二陈汤、温胆汤、半夏白术天麻汤、香砂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栝楼薤白半夏汤、小陷胸汤、礞石滚痰丸等加减治疗。

（3）关于健脾法治疗心系疾病的用药特点

徐惠梅教授无论治疗心系疾病还是其他内伤杂病非常重视后天脾胃，强调“欲实元气、当调脾胃”，脾胃气充，脏腑气血精微充实，气机调畅，百病不生。 常用人参、芍药、黄芪、茯苓、白术等药，以求补中益气、养胃生津、缓急止痛之功效。

（4）关于活血化瘀法治疗心系疾病的用药特点

徐惠梅教授认为心主血脉，心系疾病多与血、脉有关，血瘀是重要的病理因素之一，“瘀”有三层含义：一者血结不行为瘀，二者血行不畅为瘀，三者离经之血为瘀。“瘀”的形成重在血脉运行失常，凡能影响血液正常运行，致血液运行不畅或血离脉管而瘀积的内外因素，均可导致瘀血的形成。在临证中长于活血化瘀法,或行气化瘀、或益气化瘀、或清热凉血化瘀、或温经散寒行滞化瘀、或豁痰化瘀、或逐水化瘀等以气血运行通畅，常应用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痛逐淤汤等方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