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临证要注重中医经典理论的运用

潘洋教授熟读经典，在临证中重视整体观念并活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内经》中云：“任意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提出了天人相应的理论。《素问·异法方宜论》也指出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的差异，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同，对人体生理活动和疾病的发生都有影响。潘洋教授认为天地之气、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域方宜等，这些对肝胆脾胃疾病的发病和诊治十分重要。潘洋教授在临床诊疗时非常注重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一观点利用中医学的五行制化理论，来揭示疾病在脏腑间的传变规律。潘洋教授也运用这一观点随证治之，获得很好的临床疗效。其酒肝清颗粒治疗酒精性脂肪肝的疗效评价获省政府科学技术二等奖，调肝降脂冲剂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试验研究获省政府科学技术二等奖，调肝颗粒剂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前实验研究获省科技厅成果。

2、衷中参西，不能泥古守旧

潘洋教授中学为本，西学取用。潘洋教授认为恰当的运用现代医学诊断技术，能够更快更早的为患者提供明确诊断，同时为患者诊疗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潘洋教授在中医学术理论及临证中经验丰富，能够灵活运用中药口服、中医外治方法治疗肝胆脾胃肠等疾病，同时也能熟练掌握现代医学技术——胃镜进行镜下检查及治疗。并且在诊治食管、胃、十二指肠病时，能够灵活运用胃镜技术，进行中药喷洒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等，其中经内镜岩舒液局部注射治疗中晚期食管癌，获得了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循证求源，标本共治

潘洋教授在诊治肝胆脾胃病时常于审求疾病本源，在对症治疗的同时，重视疾病之本。潘洋教授认为临床上很多疾病的征象都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在临证时要由现象深入本质，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寻找疾病证候的相关病机，明确因果关系，寻求引起疾病的病因，从根本论治疾病，以达治病求本的原则。

潘洋教授认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机为湿、热、痰、瘀、浊邪互结为标，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肾元亏虚为本。先明确疾病的诊断和分析病势，然后确立治疗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继而从中医学的角度进行虚实的辨证调理，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而在治疗时又提倡根据轻重缓急选择不同的治疗原则。潘洋教授在辨证论治非酒精性脂肪肝时重视详审患者疾病病因，如患者体型偏胖，潘洋教授认为先胖后病的患者可能是素体脾虚而致病邪侵入，治疗时则先以健脾为主，后而祛邪；先病后胖的患者可能是痰湿等病理因素致使脾虚而胖，治疗时则以祛湿为主，兼以健脾。

、辩证为要，异病同治

潘洋教授熟读经典，精研《内经》、《伤寒杂病论》、《脾胃论》等古籍，擅用经典方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疾病。潘教授常用仲景方进行灵活运用，如潘洋教授擅用大柴胡汤为基础方，治疗黄疸型肝炎、偏头痛等疾病。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便体现出了辨证论治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到的“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反映出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高度概括出辨证论治的本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中医诊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更是中医学者进行研究和诊疗疾病所运用的一种独特的处理方式。潘洋教授在临床诊治肝胆脾胃病时，便善于运用辨证论治思想。

潘洋教授传承张琪老的学术思想，重视脏腑辨证。潘洋教授认为辩证应本于脏腑，不管疾病如何复杂，都应该辨清脏腑，找到病位，疾病各有所属脏腑，找到病变的脏腑即寻求到了疾病的根源。并在辨治肝病时重视从脾论治。《伤寒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指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见早在汉代张仲景就提出了肝病治脾的思想。因为人体五脏之间在生理上存在“生克”关系，在病理上也存在着“乘侮”关系，所以治疗肝病的时，要注意对脾脏的调护。李东垣的学术观点是重视脾胃，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他在《脾胃论》中说：“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潘洋教授详审病因，细究病机，认为虽异病而可求同其治。如潘洋教授擅于运用清热利湿化浊法治疗急性胰腺炎、急性黄疸型肝炎、急性胆囊炎等疾病湿热之证，且在临床运用中收效显著。

、三因制宜，随机应变

《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云：“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肝属木，旺于春，肝与胆互为表里，潘洋教授认为春天是足厥阴肝和足少阴胆的主治时间，而肝气在春季生发过旺，因此在辨治肝胆病用药时常运用五味属甘之药物以缓肝怒之急。脾属土，旺于长夏，脾与胃互为表里，潘洋教授认为长夏是足太阴脾与足阳明胃的主治时间，而脾易在长夏为湿邪所伤，因此在辨治脾胃病用药时常运用五味属苦之药物以燥脾湿之滞。